（三）狂热与有序
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时的感觉是恐惧。我就站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的观礼台上，前面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即将演讲的地方，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官方宣称，有200－300万人参加聚会，可能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
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是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还有围在四周的众多聚会者，多半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观礼台一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台下孩子们就会热烈地招手喊叫问好，要求对他的标牌照相，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时差点被拉下观礼台，幸好被身边人拽住。但几十个孩子再次涌来，在古兰经音乐的伴奏下，边笑边嚷着要与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种演唱会中天皇巨星的感觉，但对于“稳定是硬任务”的中国人来说，我的脑海中飞快地转着：万一有踩踏、挤压、骚乱、恐怖主义事件怎么办？边上维持秩序的警察怎么那么少？怎么办？怎么办？
但担忧没有发生，伴着震耳的呼喊与舞动的标语、肖像、国旗，我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北京天安门集会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与那些伊朗人产生了似曾相似的内心共振。
在内贾德演讲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革命日现场游行。他的讲演极富鼓动力，“这个月这一天是我们的光明日”、“我们是胜利者”、“伊斯兰会战胜一切”，每一句都迎来响彻大地的群众回应。每到高潮处，直升机便飞过主席台，向全场数十万人群散下鲜花。哈马斯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在此刻显得浑然一体。
大约11点钟，内贾德的出现使台下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内贾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祷告，几分钟后陈述他的政见。刚开始时人们还在听，伴着内贾德魅力极强的演讲词藻而呼喊，但当内贾德开始讲道，“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等时，周边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演讲大约40分钟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离开。快结束时，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内圈，原本上万聚会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以至于我可以走下观礼台，单独靠近内贾德不到10米的台下拍照，而仪仗队也无一人阻拦。
我问随行的伊朗外交官：“数十万民众来聚会，但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却走了那么多，是否说明许多伊朗人拥护霍梅尼，但对内贾德的政绩不满呢？”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广播很远，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但同在观礼台的当地记者悄悄透露，其实内贾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内贾德演讲刚完，革命卫队仪仗队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顾其他领导人还在做聚会终场的祷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场的人群中。
这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33周年的庆典就这样喧闹中开始、悄然中的结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高潮，倒是让我冷静地思考那些混乱与拥挤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宗教热情与政治秩序。
同行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说，那不是宗教的狂热，只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玩”，有种娱乐庆典的色彩。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仪式来释放自我情绪，寻求认同与归属，所以伊朗的自杀率、抑郁症远远少于社会发展指数全球最高的北欧国家。
但宗教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政治动员力？形式走过场？或者根本就没有深入人心？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只能留待宗教政治学去探究，作为一个游历观察者，我所知道的仅仅是，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类似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几乎很少发生踩踏或其他伤亡。如果可以比较，或许会得出这样意外的结论：伊朗人街头政治的参与规则与秩序意识，许多时候优于欧美国家在足球赛、罢工、大型集会动辄就会出现的骚乱、踩踏与斗殴。西方许多媒体将伊朗这些场景视为“嘈杂、混乱与无序的社会”，但我却认为，更应当从这些大型群众聚会的背后，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观与独有的生活秩序。
